二十多年前，中国制药行业最缺乏的是前沿知识。最尖端的生命科学研究、药物发现技术和新药开发经验，都集中于美国和欧洲。要获取这些知识，首先得依靠人才。留学生出国深造，科学家加入欧美大学、研究机构和跨国制药企业，其中一部分人后来回国，将所学带了回来。
如今，趋势已经逆转。中国的创新药企业持续将药物权益出售给全球大型药企。出售的内容并非药片，也谈不上产能，而是专利、候选分子、实验数据、临床证据、生产工艺以及未来的开发权，这些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组知识资产。国家药监局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94笔，总额519亿美元；2025年超过150笔，总额超过1300亿美元；2026年上半年总额又达到约1100亿美元。总额不等于实际到手的现金，大部分是里程碑付款，需待研发成功、获批上市、销售达标后方才支付。即便打了折扣，其规模依然惊人。GlobalData统计，2025年美国生物医药公司引进的创新药授权中，接近一半来自中国。国家药监局还估计，中国在研新药管线约占全球30%，位列全球第二。这是存量。若看增量，中国已是第一：高盛的研究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全球新进入人体试验的药物分子里，46%来自中国公司，而十年前这个比例约为17%。中国已成为全球新药管线的主要供给者之一。
问题因此变得清晰：一个长期吸收全球医药知识的国家，如何在二十多年里转变为这种知识的供应者？
我的答案是，这是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供给侧革命。二十多年里，变化的是知识的载体。知识起初附着在科学家身上，跟随人进入中国。随后，它进入实验平台和专业化服务体系，变成可反复调用的能力。再后来，它附着在分子、专利和临床证据上，可通过合同跨境交易。现在，中国企业开始将承载这些知识的组织也带到全球。
国内市场和医保在其中有其位置，我稍后详述，连同需求侧解释中最强的那一版本一起探讨。
01. 大市场早已存在，前沿知识长期稀缺
中国向来不缺药品需求。人口众多，疾病负担沉重，医院体系庞大，居民收入和医疗支出几十年持续增长。中国也不缺药企。很长时间里，国内有几千家药企，能生产原料药、仿制药、中成药和各种成熟的化学药，还拥有覆盖全国医院的渠道和销售队伍。
这些条件并未催生出一个创新药产业。现代新药研发需要另一套知识：分子生物学、免疫学、肿瘤学、抗体工程、结构生物学、药物化学、转化医学、临床开发和监管科学。这些知识光有论文和教材还不够。一个团队需要知道哪个靶点值得跟进，哪种实验结果可信，一条管线何时该放弃，临床试验怎样设计才能回答问题，化学、药理、毒理、生产和临床如何排进同一条时间线。
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是默会知识。论文报告一个结果，很少记录结果之前的几百次失败。法规写明申报要求，却不会替企业判断哪一种证据组合最能说服审评者。教科书讲解药理，却讲不出一个成熟团队在选项目、排实验、分配资源上的共同经验。现代药物研发的门槛，是一群做过这件事的人。
所以，几千家传统药企并未沿着规模扩张自然升级。销售能力、生产能力和医院渠道能让一家企业多卖成熟药品，却产生不了原创分子。过去二十年创新药产业的主体，大多是新出现的企业。它们规模小，收入少，很多长期没有产品收入。创始人和核心高管常有海外大学、研究所或跨国药企的经历。它们研发强，商业化弱。将所有药企放入一个样本取平均值，几千家传统企业会把这次变化掩盖掉。
中国创新药的崛起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种群的更替。变化主要发生在新企业进入这一边：一批从科学问题和候选分子出发的新公司进入市场。原有几千家药企平均研发投入的提高，是次要的事。
02. 知识通过人回到中国
2000年代初，中国生命科学的制度环境开始变化。2003年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始筹建，王晓东和邓兴旺受聘为首任共同所长；研究所于2005年12月正式成立。王晓东当时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，已是一流的细胞生物学家，2010年回到北京全职工作。科技部和北京市提供主要经费。研究所尝试了一套不同于传统行政体系的办法：稳定支持，实验室主任拥有很大的科研自主权，面向国际选人，围绕科学问题组织研究。
这类机构给海外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新选项：回国后仍可从事前沿科学。早期回来的是少数领军人物，后来扩展成青年PI、博士后、博士和企业科研人员的大规模流动。
回流的规模可从几个口径观察。几个口径衡量对象不同，数字不能相加，但方向一致。
最宽的口径是全部留学人员。2000年当年回国的只有九千多人，2017年一年回来四十八万人。到2017年累计出国五百二十万，回国三百一十万。
第二个口径是国家级人才项目。Cao、Baas、Wagner和Jonkers（2020）将各个项目公布的引进人数粗略加总，到2018年至少引回一万六千名科学家和高科技创业者。通过省级项目、单位自聘和自己回来的人不在其内。
第三个口径追踪论文作者的单位变动。Ru、Tang、Yeung和Zhou（2026）只看化学、物理、生命科学最顶尖的一组期刊和几份综合性科学期刊，将单位从海外变成中国的华人作者记为回流者。2004年这样的人有31个，2022年一年有1409个，二十年累计接近一万，一半以上从美国回来。这是一个非常窄的精英样本，能在那组期刊上署名的人本就稀少。
第四个口径专看美国。谢宇等人（2023）用论文数据库追踪在美国起步、后来离开美国的华裔科学家，2010—2021年共19955人。2010年走了900人，2021年走了2621人。离开的人中去中国（含香港）的比例，2010年是48%，2021年升至67%。各学科中生命科学走的人最多，2021年一年就超过一千人，约占当年总数的四成。两万人中约六成去了中国。如果生命科学的占比在各年大体稳定，2010年以后仅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者就有四千人上下。这只是粗算，也只算了美国一处。从欧洲、日本、新加坡回来的人没有算，从跨国药企而非大学回来的人在论文数据里多半看不见，也没有算。把这些加上，过去二十年回国的生命科学研究者是数千乃至上万人的量级。
Ru等人的研究里还有一个细节。回国的化学家后来的论文表现超过了留在美国的同行，回国的生命科学家却落后于留美同行。作者没有给出解释。我猜测，生命科学回流者有相当一部分精力去了论文以外的地方：办公司，建平台，做临床开发。这些产出不进引用数。这个猜测需用个人履历数据才能检验。
与产业最相关的是一个窄口径：回国后做了生物科技企业（biotech）创始人、首席科学官或研发负责人的人。这个口径至今没有完整数据。研究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的Abigail Coplin在2026年的一次访谈里判断，中国biotech的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官绝大多数是新近回国的人，集中回来的时间是2010—2015年。她给出的口头估计甚至超过九成。这是观察，不是普查。要验证它，得用个人履历和企业高管数据重建样本。
回流者为何对产业如此重要？一个在海外实验室训练出来的研究者，可以围绕一个靶点或一个技术平台建公司。一个熟悉跨国药企研发流程的人，可以把项目管理、质量控制和监管沟通的经验带进新企业。一个做过全球临床试验的人，可以从第一天起按多地区开发的要求设计管线。他们还带回了关系：跨国药企的业务拓展（BD）团队、风险资本、合同研究组织（CRO）和科学合作者。一个人回来，同时压低了发现、执行、对接全球监管和对外授权四件事的成本。
知识由此完成了两次转化。第一次是空间上的，从欧美的研究机构和药企进入中国。第二次是组织上的，从个人经验进入实验室、公司和项目流程。只有第一次，回流者会继续生产论文。有了第二次，知识才变成候选分子和企业资产。
03. 创新药之前，中国先有了实验产业
药明康德2000年12月在无锡成立。创始人李革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有机化学博士，参与创办过美国的Pharmacopeia公司，然后回国。他自己就是回流者。药明甚至比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始筹建还早三年。它最初的客户是外国药企，做的是化学合成外包。那时中国几乎没有本土创新药公司，没有医保谈判，也没有对高价新药的国内支付。中国在拥有自己的biotech之前，已在向全球出口实验劳务。
通常的说法是中国过去进口知识，今天出口知识。中间漏了一步。完整的顺序是：先通过人进口知识，然后出口实验，然后出口分子，下一步是出口药。
漏掉的这一步是全文最清晰的识别证据。本土创新药市场尚未形成时，中国已有一套服务全球研发的实验产业。后来支撑中国创新药的相当一部分能力，先于本国的创新药需求而存在。国内需求这个因素当时根本不在场。
传统的新药研发高度依赖企业内部建设。要发现一个分子，得自己招药物化学家，自己建筛选平台和动物实验能力，再一步步扩到毒理、工艺开发、临床运营和生产。每多一种能力，就多一笔固定成本，多一层组织协调。专业化服务企业出现以后，这些环节可按项目购买。一家小biotech无需先把自己建成一个缩小版的跨国药企，就能启动一项接近国际标准的研发计划。
中国在这些环节上有供给优势。科研和实验人员成本低，化学合成和工艺开发能力强，实验人员密度高，供应链集中，医院病人多，一些疾病领域的患者招募很快。“便宜”的含义比工资低要宽。同样的时间里能多做几轮实验，同时试更多方案，失败以后马上开始下一轮，这些更值钱。
药物研发是一种高度不确定的搜索，绝大多数早期设想最后都会失败。如果每次试错都很贵，企业只能缩小搜索范围，在信息还不够时提前下注。实验成本降下来，同一笔资本能买到更多次试验、更多个候选分子和更快的反馈。它提高了既定项目的利润率，也改变了哪些项目值得启动。科学家带回来的判断和经验原本只是稀缺的个人能力，现在能被快速换成一组组可观察的结果。这就是把知识工业化。
根据公司2025年业绩材料，持续经营业务来自美国客户的收入约312.5亿元，来自中国客户的约54.7亿元。二十多年过去，它最大的客户群仍在海外。这件事很难用中国患者需求或医保扩容来解释。公司还称，自2022年以来，中国biotech成功对外授权的项目中约四成曾得到药明康德的服务支持。出口实验的基础设施，后来成了出口分子的基础设施。
专业化分工还有一个常被低估的外部性。服务企业同时接触大量项目，人员在项目之间积累经验，质量体系被反复使用，熟练的工程师和项目经理形成了劳动力市场。单个企业付一次服务费，用到的是整个产业过去积累的组织知识。早期进入者创造的能力降低了后来者的进入成本。创新药公司越多，专业服务越成熟；服务越成熟，小公司越容易成立。
04. 资本把科学假设变成公司
有了知识和实验体系，还缺一种承受得起长期失败的资本。新药研发早期几乎没有现金流，资产主要是专利、数据和团队。银行贷款覆盖不了这种风险，成熟药企内部也未必愿意长期资助偏离主业的项目。承担这件事的是市场化的股权投资。
国家长期投入基础研究，“十二五”“十三五”“十四五”规划都明确支持创新药、生物药和CRO，地方政府建园区、平台和人才计划，药审改革也是产业形成的条件。公共支持和项目选择是两种不同的功能。前者提供研究条件和基础设施，后者要判断哪支团队、哪项技术、哪条管线值得继续投钱。2015年以后，高瓴、红杉、礼来亚洲基金、启明、鼎晖和大量人民币、美元基金进入生物医药。它们面对的常常是一位科学家、一个技术平台和几项尚未验证的假设。按行业统计，2021年中国生物技术与医疗健康领域的股权投资约2498亿元，在各行业里数一数二。
风险资本做的事，是把科学判断变成可大规模并行下注的项目组合。每一笔投资买的是选择权：失败了归零，成功了一个分子的全球价值可以极高。不同基金押不同的靶点、技术和团队，再用分阶段融资决定是否继续。创新药是“可计价的想象”很典型的一个产业，资本市场先给一种尚不存在的治疗可能定价，再用一轮轮实验更新价格。项目筛选始终是分散的，很难说成政府挑中了若干企业。
2018年港交所推出第18A章，允许尚未产生产品收入、不能满足传统财务门槛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。科创板和纳斯达克也一度给中国biotech提供了很强的退出预期。退出渠道通了，早期融资的意愿就高。
2018—2021年那一轮估值，很大一部分是按中国市场定的价。几家18A公司的上市故事，核心是PD-1单抗在国内的销售前景。投资者当时相信，医保谈判会给国产创新药一个足够大的国内市场。国内需求的预期，替这一阶段的能力建设垫付了相当一部分资金。这个预期很快落空了。它落空以后发生的事，能把供给和需求两种解释分开。
05. 证据怎样跨过国境
传统贸易里，中国生产商品，海外消费者使用商品。在创新药的价值链上，中国还生产证据，全球药企和监管体系使用证据。证据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中间品。生产一次，可进入后面多个决策。它提高一个分子的估值，也帮买方决定是否投入下一阶段。
便宜的实验能力本身还不够。如果在中国做的实验和临床试验只能支持中国上市，这些能力面对的支付意愿就被国内市场封了顶。跃迁来自另一项变化：在中国生成的合格证据，越来越能进入全球的药物开发体系。
制度上的节点有两组。一组发生在中国国内。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》，也就是44号文；2017年6月中国药监部门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（ICH），第二年进入管理委员会。同年10月中办、国办发文深化审评审批改革，明确符合要求的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可用于中国注册；2018年药监局又发布专门的技术指导原则。这些改革使中国的临床研发、数据质量和监管程序逐渐向国际规范靠拢。另一组规则早已存在于全球监管体系。以美国为例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并不排斥境外数据，但要求试验符合良好临床规范（GCP）、保护受试者、保证数据完整，并能够接受核查。海外监管者的规则一直在那里，没有哪一天突然“承认中国数据”。变的是中国这一头：越来越多在中国生成的数据，达到了全球买方和监管机构可阅读、核查和继续使用的标准。
同一份证据面对两个市场。
一个是监管市场，问的是这份证据能否被监管体系用来批准一个药。信达生物和礼来的信迪利单抗是标志性的案例。这个药申请在美国上市，依据的关键试验全部在中国完成。2022年2月，FDA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以14比1的表决认为现有数据不足，建议补充能反映美国患者和临床实践的试验；随后FDA没有批准这项申请。争议集中在单一国家试验的可推广性、对照方案和美国治疗标准等问题。在监管市场上，这份证据不足以单独支撑美国上市。
另一个是资产市场，问的是这份证据能否让一家药企判断一项资产值多少钱。中国公司今天出口的大多是一期、二期的数据。读这些数据的人是跨国药企的BD和尽职调查团队，他们要决定值不值得投入更多资本去做全球开发。ICH和GCP的重要作用，是让这些数据有共同的语言和质量底线。康方生物的依沃西是一个例子。2024年康方公布了在中国完成的三期头对头试验，依沃西单药的无进展生存期超过了帕博利珠单抗。这项中国试验本身不等于一张FDA批文；买下海外权益的Summit仍在全球推进多项三期试验。可是这份证据已足以改变资产价格和后续投入。它换不来批文。它换来的是几十亿美元级别的全球开发承诺。
两个市场的开放程度不一样。将证据的跨境贸易成本记作τ。一份在中国产生的数据，如果境外的监管者和买方都不认，它过了国境就几乎不值钱，τ很高。从近年来的交易和监管案例看，一个合理的概括是：过去十年，资产市场上的τ下降得更快，监管市场上的τ下降得更慢。这解释了授权交易为何大量发生在早期，买方为何仍要自己推进全球试验。
这一步把中国的低成本实验体系和全球最高的支付意愿连了起来。一个候选分子的价值不再只看它能否进中国医保，还要看它能否成为跨国药企的全球产品。
可以把这个过程叫作“证据的贸易自由化”。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贸易，没有哪一项协定，也没有一个完成的时点。它由审评改革、ICH标准、临床质量的提高、企业的全球申报经验和境外买方对一份份具体数据的接受共同构成。这个较慢的积累是后来对外授权爆发的必要条件。
06. 国内预期落空，退出通道收窄
2017年医保目录开始常态化谈判。2019年信迪利单抗第一个通过谈判进入医保，价格下降约64%。2020年又有三个国产PD-1进入，国家医保局官员当时披露平均降幅约八成。PD-1在中国的年治疗费用由几十万元降到几万元。降价大幅提高了患者可及性；对投资者而言，国内市场的估值逻辑也随之改变：销量可以很大，价格却难以支撑原先想象的回报。靠国内销售证明高估值的路走不通了。
差不多同时，退出通道也在收窄。全球生物科技估值在2021年见顶后下跌，通过港交所18A上市的公司2021年有20家，2022年只有8家，科创板和纳斯达克的退出环境也明显转冷，中国生物医药一级市场融资也随之下降。许多手里仍有管线、却必须持续投入现金的企业，需要寻找IPO以外的融资和价值实现方式。
如果这个产业主要靠国内需求驱动，走到这里本应开始收缩。国内价格被砍掉大半，上市的门关了，钱也少了。实际却相反。行业从PD-1转向双特异性抗体（双抗）和抗体偶联药物（ADC），管线的质量在提高，然后这些管线被卖给了全球。
07. 从出口实验到出口分子
买方那一边同时有一个冲击。欧美大药企的一批高收入药品陆续失去独占保护。未来几年，对应数千亿美元现有销售额的重磅药物将面临专利到期和仿制药、生物类似药竞争。这些公司有成熟的临床开发体系、监管能力、全球销售网络、医生关系和支付谈判经验，缺的是新分子。中国biotech的能力结构刚好倒过来：发现和推进候选分子又快又便宜，全球商业化能力很弱。两端的约束碰到了一起。
对外授权（license-out）这个译法容易让人忽略交易的内容。中国企业交给买方的是一组权利和知识：特定地区的开发
2022-03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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